问答体“C位出道”！看“东西问”如何破壁搭桥？

 内容提要 

无论是冲破西方话语价值围墙，还是彰显中国话语的力量，都需要回到话语体系建设上来，即建构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中国新闻社“东西问”栏目立足建构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通过主动设置议题争夺话语权，探索问答体创新话语方式，运用网言网语革新话语语态，推进融合传播，为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借鉴。

在国际传播实践中，既存在着“有理说不出”的困境，也面临着“说出人应少”的难题。因此加强和改善国际传播工作，需要提升认识水平，改进思路方法，应该在“破”“立”并举中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能力提升之路。“破”是要打破西方话语强权的现状，突破西方舆论的陷阱，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话语体系。“立”是要树立中国故事的价值标杆，确立中国话语的影响力，形成具有中国风格的国家形象体系。

众所周知，话语是传播的基本要素构成，“是使这个世界得以为人所知的系统性的阐述”[1]，是实现传播目标和提升传播效能的主要手段。无论是冲破西方话语价值围墙，还是彰显中国话语力量，都需要回到话语体系建设上来，即建构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在如何建构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上，主流媒体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不断创新我国对外传播话语的范式，有力增强中国故事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作为一家以对外报道为主要新闻业务的国家通讯社，中国新闻社于2021年年初推出的大型学理型融媒体报道专栏“东西问”颇有特色，倡导理性对话和文明互鉴，在中外话语体系如何融通上积累了丰富经验，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值得深入分析借鉴。

一、主动设置议题，

聚焦舆论热点焦点难点，争夺话语权

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肖提出“议程设置功能”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salience）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2]议题设置能够影响受众的舆论关注点，有效聚合受众注意力，建构特定舆论场域，从而形成话语权力。

一定程度上说，没有议题设置能力就没有话语权力。不论是在传统媒体时代，还是媒体融合时代，能否精准地设置议题是媒体话语权决胜的关键。新闻议题的设置能力，不仅影响新闻话语权的争夺，更影响到中外话语的融通交互。受众总是围绕特定议题来进行信息交流、评价和传播，特定议题是受众舆论形成的前提。从这个角度上说，主流媒体如果没有议题设置能力，不够有效建构特定的新闻话题，就谈不上聚合受众，融通中外话语更无从谈起。因此，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建构，首先要在主动设置议题上下功夫，不断提升重大议题的设置能力和影响能力，在不断吸引受众和聚合受众中有效实现话语呈现和价值传播。对于国际传播而言，议题设置离不开对国际舆论热点焦点难点的关注。

国际舆论关注的热点难点焦点，往往是中外受众关心的核心问题，既是中外受众共同关切的交汇点，也是中外受众认识差异的集中地。比如，中美关系、气候变化、世界经济、新冠肺炎防治、文明冲突等方方面面的议题，都是话语权争夺的核心话题。主流媒体建构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必须首先争夺国际传播的话语权，善于主动设置议题，占领国际舆论高地，在主动设置议题上下功夫，在攻破兼防上下功夫，努力摆脱“被塑”的被动局面，实现“自塑”为主。

“东西问”栏目一大特征是善于研判国际舆论的热点焦点难点，勇于主动设置议题，在话语权力重塑中建构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自2021年创办至今，已推出200多篇报道，围绕文化、民主、人权、法治、涉疆、涉藏等舆论关切的主题推出报道，抓住了舆论场的“焦点”，既客观准确地传达中国立场，又有效有力地回应国内外受众，特别是外国受众关切。

比如，中美关系话题一直是国际舆论关注焦点，栏目持续发力，推出了“东西问·中美对话”系列，刊发了《芮效俭：美国“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为何不可行？》《孟德士：中美关系这种“势头”会持续吗？》《老布之子：美国该如何正确应对中国崛起？》《约翰·桑顿：中美关系如何“破冰”重建互信？》等一系列文章，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回答受众心中的疑问。《芮效俭：美国“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为何不可行？》一文紧扣中美关系议题，从美国多次提出的所谓“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展开报道，邀请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与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Stapleton Roy）展开对话，以美国外交家的口吻有力地回应中美关系中的舆论关切，并巧妙地传播了美国应该放弃霸权思维的观点。

在主动设置议题过程中，栏目讲究时度效，时刻研判舆论场风向标，善于围绕焦点议题迅速展开报道。例如，面对一度复杂的南海形势，“东西问”栏目适时推出《吴士存：面对搅局者，合作为何是实现南海长治久安的唯一选择？》一文，让受众更好地了解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引导受众认识域外霸权势力才是南海问题的始作俑者。

二、探索问答文体，

倡导对话交流沟通切磋，创新话语方式

从本质上来说，国际传播是一种跨文化传播，需要跨越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差异。在开展国际传播过程中，既要看到中外文化的共同之处，也要承认彼此的差异不同。正如伊壁鸠鲁所言：“不同民族表明同一事物的名词之不同，不只源于这个民族的约定俗成和人为作用，而且源于这个民族的不同本性和其他民族对事物在这个民族中的印象。”[3]承认差异、正视差异，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有效沟通实现求同存异，甚至化异为同，是做好国际传播的理想境界。这就需要在话语体系的“融通中外”上下功夫，善于建设跨文化之桥，破解“融通”堵点，实现化异为同之效。

陈陆军说：“国际传播中客观存在的时空差异、语言差异、思维方式差异、文化背景差异，以及意识形态差异等，构成了讲好中国故事的‘千山万水’‘千沟万壑’，需要我们遵循跨文化传播规律来不断‘破壁’‘过桥’。”[4]针对如何“融通中外”这个难题，“东西问”栏目一大特色是探索问答体，立足差异做文章，从差异解问出发来“搭桥梁”，在“搭桥连心”中对话交流，在对话交流中求同存异。

“东西问”的全部作品，都是围绕特定议题，立足差异提出问题，围绕差异来对话，通过对话求异同，从而形成了一种问答体的国际传播话语方式。这种话语方式，一方面避免了因“自说自话”而容易导致无人关注的传播弊端。另一方面，形成了由对话交流而构建的传播场域，容易带来话题效应，有效实现破圈传播。更重要的是，问答体的背后是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传播观，即认为世界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彼此相依的交互关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传播、通过符号与社会结构的整合关系”[5]，可以“克服文化研究的阻力”，实现人类之间的更好融通、互鉴和学习。

在构建答问场域的过程中，“东西问”栏目重视意见领袖在舆论引导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约请的答问者都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充分发挥他们在答问中的“意见领袖”作用，努力提升答问的权威性、专业性，从而增强答问场域构建的品质和水平。从话语方式来看，从传统报道到专业答问，从媒体自说到多人共说，话语方式发生着巨大变化，“说教”转变为“对话”，“传播”转变为“交流”，从而形成一种更具有平等性、对话性的话语方式。 

在“东西问”栏目内容中，“问”是栏目的“看点”，每篇报道的题目全都是问句，看似是一个小小的问句，却假借提问之语，直指舆论场的焦点，回应中外受众的关切。“问”的背后是差异和疑惑，是对舆论关切的及时回应，是跨越文化之“壑”的“搭桥”之举。比如，针对人权问题，推出《李群超：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立足中西方人权观念的差异，提出中国人权观念的理论来源和价值意义，让西方受众更好地理解中国人权发展的历史脉络和价值成就。从答问形式上来看，几乎每篇文章都有开头引语，简要介绍文章主旨。记者提问的问题以黑体字出现，醒目清楚，栏目文章多以访谈实录摘要的形式呈现，中外智库学者的访谈实录为主要内容。

每篇报道的最后，附有受访者的个人简介。毫无疑问，“答”是栏目的“精髓”，通过由问及答，形成“自己讲”和“别人讲”有机结合的新叙事方式。在这种答问叙事中，不仅“叙事”“陈情”，而且“说理”“讲道”，以对话交流形式形成“事实与观点”，从而给人一种客观、理性、真实和深刻的学理性阅读体验。比如，《松岗荣志：中国古典文学如何在现代日本“着陆”？》《黄有义：如何突破中外文化差异让世界更了解中国？》《王辉耀：完善全球治理，东西方如何“求同存异”？》《谢飞：东方人类从哪里来？》等一批文章，站在中西方文明交汇点上的视角，用中国经验来讲述中国故事，在承认差异中寻求共识和理解，在充分对话交流中展示中国文化的内涵和价值。

三、确立用户理念，

运用网言网语，革新话语语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区域化、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对于国际传播实践而言，融通中外必须要有受众意识，确立用户为本的理念，善于从用户本位出发来设置议题、回应关切。融通中外的前提，是要有差异意识，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通过沟通对话来寻找到形成共识的最大公约数。用户理念也是找到传受双方共通的语义空间的前提，是运用话语更好地进行意义的交换的保障。

在融合传播环境下，国际传播的生产方式也发生着重要变化，用户参与媒介信息生产传播的方式越来越凸显。正如施蒂格·夏瓦所言：“新媒介最为重要的是社会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生产，而社会个体也越来越多地激励参与内容生成。”[6]在无边界的网络传播中，主流媒体通过恰切的特定议题来聚合国内外受众，实现彼此有效的对话交流，甚至争鸣辩论，有效地融通彼此的“隔膜”和“偏见”，这无疑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内在要求。

在融通中外的话语实践中，话语语态同样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话语语态以特定的话语语气、时态等因素影响着话语内容的有效表达。“东西问”栏目的另一大特色，是十分注重话语语态的创新，在话语表达上强化用户理念，努力实现以外国受众听得懂，易接受的话语表达，尽力采用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网言网语来表达观点，从而让受众更容易接受、更乐意传播。

例如，《世界纷乱，中国为什么能做“擎天柱”而不是“威震天”？》这篇报道，以美国电影人物形象做比喻，生动形象，趣味横生，把胸怀天下、协和万邦的中国外交观传达得栩栩如生。擎天柱和威震天分别是美国电影《变形金刚》里的电影人物，为中外受众所耳熟能详，是彼此“一触就通”的共通意义空间。擎天柱因向往和平及正直、强壮、博爱、善良、亲和、顾全大局、喜怒不形于色等领袖气质而广为世人称道，威震天是《变形金刚》系列的头号反派，以强悍、霸气的角色著称。在这篇报道中，作者以“擎天柱”“威震天”比喻中国倡导王道而反对霸道的外交理念，语言生动活泼，道理讲得深入浅出。

四、推进融合传播，

生产多元融合产品，创新话语形态

在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产品内容生产方式和产品形态都发生着巨大变革。尤其是，伴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VR、AR等新的新闻产品形态应运而生。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方式和内容产品形态已经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融合媒介生态环境，既为我国国际传播工作的改进提出了新挑战，也带来新机遇。在这一背景下，要建构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也需要在媒介话语形态上着力变革，不断创新融合话语形态，形成为用户所喜闻乐见的多元融合产品。

为适应当前媒体融合发展格局，“东西问”栏目一开始就强化融合传播理念，创新融媒报道方式，推进话语形态创新，打造多元融合产品，形成了以客户端、网络、微博、微信和纸媒为主的多样化媒介产品形态，建构了立体化的融合传播矩阵，满足不同受众的媒介使用方式，扩大传播渠道和受众覆盖面。微博平台上，设置了合理的链动导航布局，以图片加文字或者视频加文字的形式呈现新闻报道。网络平台上，设置“东西问”专题报道区域。

中新网客户端推出“东西问”专栏。此外，适应短视频发展趋势，该栏目还推出了“小新Talk show”节目，以短视频形式紧跟热点，形成话题网络互动，有效配合主题报道。为增强报道内容的丰富性和用户检索的便利性，中新网客户端“东西问”栏目把宏大的舆论话题拆解成一系列的分栏，形成世界观、地球村、舆论场、思享家、会客厅、广角镜、文史哲、研究院、问西东和最新文章等几个部分，便于用户检索阅读。

如，用户可以从“地球村”分栏里了解有关全球治理问题的解读；可以从“舆论场”分栏里了解国际舆论场中有关中国的热门议题；从“广角镜”分栏中可以了解中西方文明的碰撞。这些分栏如同一块块小拼图，交汇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由不同主题构成的议题广场。（作者段乐川系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融媒体研究中心主任，杨奕霏系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注释】

[1] 姜飞.传播与文化[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148.

[2]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94.

[3] 姜飞.传播与文化[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3.

[4] 陈陆军.转型 创新 探索——中新社在新形势下的国际传播新作为[J].中国记者，2021（7）：16-19.

[5] 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84.

[6] 施蒂格·夏瓦.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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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中国记者

责编：魏园

编辑：郑琳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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